?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爱玲亲眼看到了解放军进城∨爱玲平静地迎接了巨变
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它将要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熏香温室中已呆得太久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ｚｘＳｍ
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么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的是正确的一条路吗？别人怀疑着，张爱玲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黑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伥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郴还没有来得及出渡的官员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的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是那么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话还是人家说的话；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着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
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着上海圆滑世故中她期望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推倒，翻一个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而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渡过一个白天与黑夜
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顶重要的一颗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子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舞台上的主人一起平等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了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泄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两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是张爱玲反复思忖：
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自己的笔墨里
此时，姑姑张茂渊经过炎樱的介绍去了一家由外国人开办的大光明影院任英文文书因而张爱玲在写作之余，得以可以随着姑姑去看很多试片的机会♀时候的张爱玲也一改过去不与人打招呼的清高孤傲习惯，见到姑姑的同事们，也微微一笑，点头打招呼，但是仍旧不多寒暄不多应酬，性格与生活亦如以前一样
有时候姑侄俩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这时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的生活还没有使自己的沧海成为桑田
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张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慕化的揭露写作，张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爱玲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会使人发烧狂热会失去理智，而张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与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热闹与狂热
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绊绊之中，戴着眩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压在张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个没有形状与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的透彻的体悟，纯属空谈主义
1948年因为自己的剧本《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很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张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
当历史的书页翻到今日的21世纪的时候，我们才有张爱玲式的清醒：感觉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尘劣
张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心理，方法不外乎两条：1.说人家所要说的；2.说人家所要听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没有错，但最要紧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乎总是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的是老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张爱玲清楚地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个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张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穷者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