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亲亲相隐”在汉代就正式入律，唐宋元明清沿用并有更加细致明确的规定。如有告发父祖罪行的，则会被列入十恶不赦之例，即便大赦天下时也不能得到赦免。
事实上不惟儒家，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法律首先必须符合天然伦理和人性，违背天然人性的法律，不能代表社会正义。美、法、德、日、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不作证的法律。
反之，如果提倡“亲亲相证”，就会极大地破坏亲亲之爱和人伦秩序，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隐痛，家庭关系不再融洽，社会和谐无从保障，从而动摇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础。
有过这样的案例：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室友4万元。在警方的威逼动员下，哥哥在痛苦煎熬了24小时后终于将弟弟骗到自己的住处，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将其抓获。哥哥的大义灭亲之举帮助警察破了案，但却使弟弟几乎崩溃寻死，而哥哥的行为也受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自己同样痛苦不堪，情绪崩溃。难道这就是维护了公正，从而维护了社会和谐吗？
退一步说，亲亲互隐对一个具体案例可能是不公平的，可能会增加法律成本，但是亲亲互隐又对所有人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应用这一法律来保护亲情而增加司法成本，这反过来也是公平的。所以，说“亲亲互隐”有悖社会公平，是对孔子“父子互隐”思想的误解。
最后一个问题，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父子互隐”是孔子的创造，那么“大义灭亲”也是孔子的创造。
《春秋左传》中称赞杀死自己儿子的石碏：“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段历史故事大致是说春秋时卫国的贤臣石碏，在其儿子石厚跟着叛臣州吁谋反时，被其父把州吁和石厚骗到陈国，抓了起来，并将两人杀死。《春秋》里面评价石蜡是为了国家利益“大义灭亲”。
《春秋》这部儒家史书相传是孔子所修订，所以孟子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同是孔子，攘羊则赞同“隐”，叛国则赞同“不隐”，并褒赞石碏忠于国家而“大义灭亲”，二者是不是矛盾呢？哪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呢？
其实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体现了孔子视具体情况而识大体、辨是非的伦理正义法制观。
父子互隐，是偷羊这样的小事，这里就要讲基本伦理；儿子谋反是叛国行为，这时候亲情就要让位于大义。
换句话说，比较符合人性的法律应该在小事上体现人伦，大事上体现正义。比如近年来，我国司法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司法实践，重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强制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要注意的是，以上是指刑事案件，牵涉到国家安危的重大案件并不在此例。你看，这就是法制的进步。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亲亲”原则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而把“孔言”与“朱注”当做进士必考的大明朝，这一原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沈一贯牵涉到刺杀高务实父母，本质上是一种直接触犯儒家核心述求的“悖逆”之举。因此，作为被害者的高务实，可以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理由来发动反击，这一反击无论如何过分，都不会被社会舆论认为过分，而是会被认为合情合理，毫无争议。
高务实为什么要把嫌犯的认罪状送给沈一贯？其实就是告诉后者：你不要认为你背后有整个江南财阀，从而可以拉上整个心学覆盖地区的广大士林为你背书而有恃无恐。我现在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就凭这一纸薄薄的罪状，我就能让全天下人闭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为你站台！
不仅没有人胆敢为你站台，而且所有与你有所勾连的人都必须马上站出来，立刻与你完全划清界限，否则连他们也都得被你拖累，多年建立的地位和名声将在瞬间变得秽不可闻！
这，就叫绝杀。
这是读书人对读书人特有的绝杀，光明正大却如泰山压顶一般不可阻挡。
越想越怕的沈阁老，终于从面色铁青逐渐变化到面如死灰，哆哆嗦嗦地想端起茶杯饮一口香茗压压惊，但手却完全不听指令，将上好的雨前龙井洒满了桌案，浸湿了那薄薄的认罪状。
吃了一惊的沈阁老连忙把这张重如泰山的罪状捻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又释然了——人在高务实手里，似这般罪状高务实要多少有多少，自己在慌张个什么呢？
他忽然发了狠，用力将这张已经打湿的罪状撕扯了个稀巴烂，口中发出低沉的嘶吼：“你光压我有什么用！江南世家被你得罪完了你知道吗，是他们要你死，你知道吗！”
沈阁老的宰相气度在这一刻终于完全消失，发狂似地猛然将整个书案掀翻，就好像那书案就是高务实，甚至就是在背后逼迫自己立刻与高务实开战的江南财阀一般。
书房内的动静太大了，门外立刻响起脚步声，然后有人问道：“阁老？出了什么事了？”
沈一贯气冲上头，大吼道：“滚！老夫还没死！都给老夫滚！有多远滚多远！”
房门外立刻寂静无声。
——
PS：如无意外，明天就要去乡下了，前天乡下还莫名其妙断电了一天，可能是因为雪情？反正今天我也没来得及问恢复了没。希望不会影响更新吧……应该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