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帆接过来时，一只手差点没接住：好家伙！怪不得他说走不动，原来腰上缠着上百两的银子！
张泽宇还有些不放心，“聂帆，咱俩是好兄弟，我才信得过你，把银子交给你保管。你别想携款潜逃，来逼我回去。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北京去的！到时候，你我兄弟可就做不成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重新缠好银两，兄弟二人再次上路。聂帆从小就在家里帮忙，有把子气力，这些东西根本不压身。张泽宇没了负担，也脚步轻快。说说笑笑，又走了半个多个时辰，聂帆突然站住脚步，喊了一声：
“子兴！”
“咋啦？不许再劝我回去！”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京城应该在西南方向吧？”
“废话！”
“那，我们一直朝东走干嘛？”
“……！你怎么不早说！！”
写完“飞机研究所诚聘英才”，孙元起便把校务丢给张元济以及新出任副校长的罗振玉处理，全身心投入飞机研究所的创建。
要说飞机是新出现的事物，本着孙元起的意思，研究所就是要发挥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山寨精神”，把莱特兄弟设计的飞行者1号照片拿过来，仿制一架。然后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研究创新，并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保证不落伍的前提下，力争上游。
等真正着手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架飞机的产生，除了表面上的设计与制造，必须还要深深地植根于两门高精尖的学问，流体力学、发动机。
孙元起是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的，和这两门学科都不搭界，但绝对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
按说设计制造飞机，用到的应该是空气动力学。不过在1903年的时候，航空工业和喷气推进技术都还没有诞生，而经典流体力学的基础已经形成，空气动力学更多还是作为流体力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此时在中国，估计听过“流体力学”这个名字都没有几个，更不用说“空气动力学”了。
这一点孙元起倒不太担心，因为力学这种纯理论的东西，中国人玩起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迎头赶上绝非难事。后世的钱伟长、胡海昌、朱建士、刘高联、庄逢甘、钱令希、崔尔杰等院士，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力学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麻烦的是发动机！
飞机作为有别于热气球的一种航空器，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有动力装置驱动，也就是发动机。别的不讲，单说经过无数科学家和工程人员的辛勤努力，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发动机依然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短板，很多时候还要向俄罗斯进口。哪怕研究出了***隐形战机，中国的发动机制造还是处在世界的二三流水平。由此可见，研究发动机有多麻烦！
至于现在的1903年，孙元起虽然没有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中国发动机的发展是一片空白。而外国不知研究多长时间，他们的水平光从其生产的大型水面舰艇就可以知道，绝对已经达到非常先进的程度。发动机作为舰艇的核心部分，其设计理论和制造工艺是国家顶级机密，孙元起这个外人自然难以接触，要想学、要想追赶，谈何容易？何况清末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如此落后！
——由此也可见，第一架飞机出现在欧美，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并没有让孙元起退缩，因为他知道，此时的落后，不意味着未来的落后；只有此时的退缩，才意味着未来的落后！
鉴于发动机研发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孙元起把它的问题拿出来，作为一个**的实验室。飞机实验室下面设有两个分室，一个研究空气动力学，一个负责设计飞机。目前实验室的短期任务是招收学员，组织学习相关知识，并克隆飞行者1号。中国的崛起证明，仿制是研究的第一步，山寨是创新的起跑线。作为优良传统，山寨精神不能丢。
如果说研究胖子、小男孩这类大杀器，耗日长久，奥妙难言，别人难以一窥究竟；那么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制，就比较引人侧目了，保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恰好年初的时候，老赵领人把后山两块坡地整理了出来，那块小的有两千多亩，细瘦狭长，为山涧、峰峦所限，平时少有人至，非常僻静优雅，最适合要求了。本来那里是打算建个疗养院，好让老师们每工作四年，有一年带薪休假，在此静养，好专心撰述。现在看来，只好先让渡给这两个研究所。
在勾勒好大致的线条好，孙元起开始动用自己的学术关系，比如mit、耶鲁的实验室同事，加大伯克利分校的马丁教授，麦吉尔大学的卢瑟福教授，乃至欧洲有联系的一些学人，请他们或推荐流体力学、发动机设计制造方面的图书资料，或请代为购买相应的设备。
在此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利好消息。
比如莱特兄弟的飞行成功，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与承认。这从消息出现在花边新闻中，就能窥知一二。并且很多人对其持有怀疑态度：你这飞行者1号与滑翔机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灵巧的热气球，完全满足人类遨游天空的**，你何必再弄那个笨重的大木头架子？
孙元起听到后，大为欢喜：只要国家和公众不重视，他们每耽搁一年，我们就能多一年追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