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孙元起开始准备出京事宜。这几个月来，因为学部的事儿，孙元起经常住在城里，老赵、老郑则在学校里面忙，倒没有随身跟着。见孙元起回校，两人都赶了过来。
孙元起正在校长室收拾书架上的书刊杂志，见了两人，便招呼道：“老赵、老郑，你们来得正好，赶紧找几个人来，帮我把这些书给搬回去。”
老赵奇道：“老爷，你这是干啥？搬家？”
“是啊，过几天我就要动身去湖北。这回老爷我可真成了老爷喽！”孙元起一边收拾，一边开玩笑道。
老郑一愣，连忙问道：“老爷，您是得了什么差事？”
“哦，是提学使。”孙元起怕他不明白，又补充道，“类似于以前的学政！”
两人一起出门找人过来帮忙的时候，老赵不解地问：“郑二哥，提学使到底是多大的官啊？”
在老赵的眼里，从皇帝、宰相、尚书往下排，就只有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其他的官都不在认知范围内。
老郑答道：“听老爷说，这提学使相当于以前的学政，而且听着这个名字也和布政使、按察使差不多，估计是正三品吧？”
“正三品有多大？比知府大多少？有巡抚大么？”老赵继续问。
老郑说：“正三品，比知府大三四级，比巡抚一两级。”
“嚯，不得了了！”老赵惊讶出声，“老爷包准能和老太爷一样，做到宰相！”
“那是！老爷现在可才三十岁，以后有的是机会。”老郑应和道。
忽然老赵一拍大腿：“老爷这去湖北，恐怕至少也得两三年，身边可不能没人照应！不行，不行，俺也得回去收拾一下！”
本来，孙元起只准备带十来个保安赴任的。结果老赵一番眼泪攻势，孙元起只好带上他老两口，景惠、景范却都留在了学校。老郑也主动请缨，孙元起借口家业都还在北京，需要有人照料，才安抚住他。
老大人说幕僚会有人自荐和举荐，孙元起最初还不行，结果刚露出口风，两三天工夫就收到了三四十份类似于“求职简历”的名帖。尤其是在京湖北籍官员在湖广会馆宴请自己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向自己递了一份名帖。除了落魄在京的举人自荐，更多是推荐自己在乡的亲朋好友。在所有收到的名帖中，孙元起只中意一个人：林纾。
林纾是严复推荐的。两人都是福建侯官人，算得上是世交，加上同在京城、都热爱翻译，所以往来密切。说起来，林纾的科举之路还挺坎坷的，他在30岁中举人之后，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结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自此便绝意仕途，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也因此成就他“译界之王”“译坛泰斗”的美名。
尽管林纾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轰动一时，不过除了博取偌大的名声之外，对他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现今依然在京里的五城学堂担任国文教员。
幕僚和雇主，除了一般的雇佣关系之外，更多的是互相协助的朋友关系。尤其是在清代，秀才、举人出身的幕僚，协助雇主处理各种公务，既是为赚取高额的薪金，也是在学习从政的经验。雇主对于这些未来可能成为官员的士子，表示出极大的尊重，毕竟很多人也是这么过来的。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通常二者会以“兄弟”相称。
孙元起接到严复的推荐之后，不敢怠慢，连忙丢下收拾行李的活计，赶到五城学堂拜见林纾。林纾因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思想上倒不是非常保守，和孙元起聊了一会儿，便欣然接受了孙元起的聘请。当然，每年两千两的白银确实比国文教员的工资高许多。
趁着在城里，孙元起又去吏部衙门领了提学使的印信。一般来说，官印应该是在职务所在地的。新官接到圣旨之后，赶到任所，与前任交接事务，妥当之后才正式交接官印。这个过程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称为“接篆”。不过各省提学使司是刚成立的，官印自然是在吏部了。
孙元起也是第一次见到清朝官印，好奇的紧。出了吏部，便打开印匣，拿在手里翻来翻去地看了几回：和传说中正方形的官印不同，这个铜铸的印章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却是个长方形。印文右边两行，用汉文尚方小篆写着“湖北提学使司之印”八个字；左边三行是曲里拐弯的满文，想来也是同样意思。
看毕之后，随手递给身后的老赵。走了十几步，孙元起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回过头一看，只见老赵双手恭恭敬敬地把印匣捧至齐额，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不禁失笑道：“老赵，你把它放怀里揣着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