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顾他。
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儿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
清华大学*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陈景润成名之后，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
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侄子）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将展示板里的“最优”统统改成了“较优”。
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最有名的三年饥荒，按现在俺手头搜集的全国仅17个省的统计资料，加起来就饿死了2100万，预计全国的统计数字应该在2700-3000万之间。不过，俺认为统计数字肯定有问题，算少了。三千万是啥概念？全国一共有七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大约1000人，正常年份，每个生产队每年死亡10-15人，饥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国就会多死三千万人。可俺那地头，老一辈的记忆里，死得可比这惨多了，所以俺认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少了。饥饿的不仅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没有吃饱过。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是1600元。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中他也被人整过，罪名是*制定了农业八字办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偏偏认为要加一个“时”字。加上整天摆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于是被打成反革命。
*中，他培养水稻的罐子被红卫兵们砸碎，辛苦培育的品种被他们扔到井里，不得不中断研究三年。遭到批斗和毒打。而如今，他的工作又被新的挺毛派红卫兵们，恬不知耻地称作“*时代的伟大成就”，有些干脆说是“*领导下的成就”。
各位坛子上出国的老兄，听说过把受害人说成是自己的成就的吗？就像张志新，被辽宁党政班子割了喉管枪决。平反以后，辽宁省官员也声称“张志新同志的伟大精神是辽宁的光荣”。看看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那么好的发展环境，可你有听说过美国把Intel奔腾芯片叫做“克林顿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的吗？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国的水稻成就，向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国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
1980年，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
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2003年，袁隆平在几十年多次创造奇迹以后，正式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无法试产，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这就是国内贡献最大的农学研究员的故事。
以史为鉴之九十年代：大学生——离上流社会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从个体身上截取例子。因为九十年代，俺们已经懂事，坛子上年岁大点的人，已经踏入社会。这不是历史，是在俺们身边发生的现实。
法新社于今年十一月份发表了一条新闻，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的千金，万季飞18岁的爱女万宝宝（译音）受邀出席法国巴黎最负盛名，为首次踏足社交界的千金小姐举办的舞会。她将正式在法国Crillon酒店的舞会上“进入法国上流社会”。
中国的下等人是谁自然不必多说。要工作，他们到城市会被驱赶和盘剥；要开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费用；要从政更是痴心妄想，现在买个官比开个公司难多了。唯一改换身份的出路是上学，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资、能考试，那么就是一个希望。俺就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为啥有些农民，付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会自杀。上不起学，打工去不就行了吗？事情不是这样，考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机会，它意味着跳出了老鼠的儿子要打洞，一代代的农民，一代代的受苦的循环。近几年的教育高收费，将这条路也渐渐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计算机系，97级本科有一半农民子弟，而01级本科的小ddmm们，已经基本没有农民成份了。
但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进入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在扔个砖头都可以砸倒几个博士的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越来越小。在国内，摆在大学生面前的出路，一条比一条难走。唯一越走越宽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傍大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神，与时俱进的风格。但这条路毕竟只有少数人可走，绝大多数还得工作，就算读研暂缓几年，工作还是免不了的，总不能读书读到死吧。
今年回了一趟北京，真是在招聘会上开眼了。俺也算是有一定阅历的家伙了，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拥挤、这么多大学生红着眼睛左冲右突的招聘会。这几年经济增长得很快。可别的国家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股市行情飚红，就业机会遍地都是，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好保障。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钱都到哪去了呢？招聘会结束了，几天以后，消息下来了，本科生三四千，研究生四五千，博士生六七千，像狗一样的找工作虽然和像狗一样的出国有所相似，可一个卖得贱，一个则卖得贵些。现在网上有些人觉得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好啊，他们的理由是：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怎么刷刷地就进来了呢？这还用废话吗？像垃圾袋一样便宜的大学生劳动力，没有法律保障的工作时间，法官不是腐败的就是向着资本家的，还不让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这个大中国，不摆明了是外国资本家天堂中的天堂么？可俺们，迈向上流社会的大学生们，环顾四方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是在哪里呢？以上是俺要说的话，但愿对已经出国和想出国和不想出国的大学生们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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